2014年6月18日，浙江溫嶺市一河道內，河道保潔員在浮萍泛溢的河面上清理垃圾。
治理污水的提法上世紀就出現了。1995年以來，國家就啟動了對“三河三湖”的治理（三河：遼河、海河、淮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但是這些區域目前仍然處于嚴重污染的狀態
在治理“三河三湖”期間，中國廢水排放總量仍呈現持續增長態勢。2001年－2012年，廢水排放總量從433億噸增長到685億噸，12年間增加了252億噸，平均每年多排放了21億噸廢水，平均年復合增長率約4.3%
治理污水的資金約2萬億元規模，不是今年才提出。去年6月26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就曾透露，目前國家已經制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正在制定過程中。據測算，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將投資1.7萬億元，而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將投入2萬億元
眼下的問題不是治理的資金有多少，而是如何把２萬億元用到治理污水的“刀刃上”，使２萬億元起到真正的效果
一場圍繞水污染治理的巨大博弈正在部委、學院、企業間展開。
政府層面，關于《水污染防治計劃》（下稱“水十條”）的制定，正在包括建設部、環保部、交通部等多部委構建的頂層設計通道中，爭論、權衡、修改。專家層面，各路與水污染研究相關的學者、專家正在推銷自己的研究成果。至于企業層面，呼吁由第三方治理排污的呼聲越來越高。
所有的博弈都源于巨大的水污染治理市場。《國際金融報》記者從環保部相關工作人員處獲悉，“水十條”總投資預計超過2萬億元。考慮到治污形勢的嚴峻，在一些市場分析人士看來，2萬億元或許只是開始。
無論如何，“水十條”的誘惑已經令各路人馬蠢蠢欲動。
2萬億元治水污
環保部是去年正式啟動“水十條”編制工作的，環保部所屬的中國環境規劃院是“水十條”編制組的牽頭單位和主要技術支持單位。
據記者了解，“水十條”最早叫“水計劃”，因為要與已經出臺的“大氣十條”相對應，改為“水十條”。
“制定‘水十條’的主要思路是‘抓兩頭、帶中間’：一頭是抓好飲用水水源地等水質比較好的水體水質，保證水質不下降、不退化；另一頭是針對已經嚴重污染的劣V類水體，尤其是影響群眾多、公眾關注度高的黑臭水體，下決心治理好，大幅減少甚至消滅掉。通過這兩頭來帶動中間一般水體的水污染防治。”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李干杰近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在環保部今年的重點工作“三大戰役”中，第二個戰役就是要強化水污染防治，抓緊制定出臺“水十條”，并且在出臺之后認真抓好組織實施。
根據環保部門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十大水系、62個主要湖泊分別有31%和39%的淡水水質達不到飲用水要求，嚴重影響著人們的健康、生產和生活。一位研究環保行業的分析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水污染治理刻不容緩，但是環境產業是政策導向的產業，同時也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業，中小企業占多數，產業集中度較低，“缺錢”成為繞不過去的一個坎。
記者從環境保護部相關工作人員處獲悉，“‘水十條’對水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原則、目標及任務提出了具體要求，主要目標是加快改善水環境質量，保障水環境安全，維護水生態系統健康”，“總投資預計超過2萬億元，目前這項計劃草案正報請國務院審議。”
資本市場嘗甜頭
由于水污染治理成為當前投資熱點，一有風吹草動，資本市場總會聞風而動。
6月11日，“‘水十條’正報請國務院審議”的消息一經透露，資本市場上，水處理板塊當日紛紛見紅，巴安水務、國中水務、碧水源等漲幅居前。
中信證券分析預測，“水十條”出臺后，污泥處理、再生水利用和揮發性有機物（VOCs）處理等細分領域將進入快速成長期。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目前中國污水處理行業的競爭是低水平的，“水十條”引領的將是縱深投資的新機會。
一旦“水十條”開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大批污水處理廠將面臨提標和提效改造，設備也將面臨更新換代。值得注意的是，更高效的污水處理技術，污水處理廠運營管理的新模式，都將是新的增長點。因此，設備企業、水務公司都會成為2萬億元市場盛宴的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也相繼出臺了治水計劃。據悉，今年浙江省啟動了“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2014年就安排了125個項目，總投資額4680億元，其中當年計劃完成投資要超過650億元，對排污泵需求巨大。
6月17日，水處理板塊再現全面大漲。有消息稱，繼北京和天津率先提高主要污染物的排污收費標準之后，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污收費標準將大幅上調，相關收費標準最快6月底將出臺，其中污水排污收費由每當量0.7元提高到1.2元，廢氣排污收費由每當量0.6元提高到1.4元。
國泰君安一位分析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大氣十條工作的逐步深入與完善，“水十條”的政策優先級已上升至環保領域首位。加之環保板塊疲弱多時，缺乏政策、業績刺激，市場在嗅到政策動向之時必然會有所反應。
據記者了解，關于水污染治理，建設部門負責市政給排水管網與污水處理廠的建設；農業部門負責農村面源污染的治理；水利部門負責水資源保護；國土部門負責地下水資源監測；環保部門負責更多的則是水污染物的減排；還有國家發改委負責重點流域水污染綜合治理；海洋部門負責海洋污染的監管；工信部門負責工業水污染防治；交通部門負責航運污染防治等。
不過，在上述分析師看來，對于水污染防治而言，市場目前仍是熱身階段，遠未到達投資頂點。而且“水十條”政策涉及多個部委，在政策出臺前，各部位間必然存在大量的利益博弈，“水十條”出臺過程必然有所反復。
如何運轉2萬億元
“兩萬億”的巨額投資在吸引市場注意的同時，也在提醒市場，如何更好地利用好政府資金才是“水十條”真正普惠于民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多強調巨額投資，兩萬億元不一定直接對應良好的治理效果，花錯了反而造成浪費。政府更關鍵的是要制定和執行排放標準，并建立排污許可證制度。同時對企業進行如何省錢且有效治理工業廢水的培訓。目前中國還沒有建立排污許可證制度。
“環保投資發揮的功能是彌補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所留下的欠賬，是一種亡羊補牢的止損行為，它本身不能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活力來源。而要實現和鼓勵真正的創新，盡快擺脫過去投資驅動模式帶來的路徑依賴是問題的關鍵。”上述國泰君安分析師也同樣表示擔憂，防治水污染投資只是手段，其目標是從基礎設施上減少污染給經濟福利帶來的負面影響，投資作為一種手段不應演變為目標本身，而必須根據目標的實現效果來衡量評定。2萬億元環保資金應配置到那些能切實改善水質的項目和工程上，這也意味著資金的流向與使用績效應得到嚴格的審核和評估。無論是將資金投入污水改造項目還是購買水務設備，都需高度重視政府投資、采購等環節的效率，減少以往政府資金使用過程中出現的挪用、截留等問題，而這也直接要求這些投資項目接受社會公眾、競標企業及第三方的社會組織的監督。
中國環境投資聯盟理事長王世汶向記者坦言，目前中國環境產業部門領域存量不小，但整體效果較差。部分領域尚處于起步階段，環境管控支撐體系尚不健全，設施運營體系能力與需求差距很大，設施能力發揮不足。環境咨詢服務尚處于稚嫩期，環境管理與現狀不匹配。“盡管從中央到地方對環保高度重視，但產業整體的技術進步、研發沒有形成體系和實際的投入。中央和地方都缺乏頂層設計，運動式治理現象依然嚴重。”
數據顯示，當前，中國水污染物的排放總量仍然巨大，化學需氧量的排放量大概在2400萬噸左右，氨氮的排放量大概在245萬噸左右。有專家測算，這些總量必須要削減30%-50%，我國的水環境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面對如此治污形勢，兩萬億或許只是一個“開幕戰”，只能起一個“撬動”作用。長期來看后續還需要更多社會資金的投入、社會性監督機制的建設以及社會觀念的進步，才能最終促成我國水污染狀況的真正好轉或根治。
宋國君強調，污染者負擔原則是環境管理的基本原則，在國際環境責任法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政府在工業廢水治理方面必須轉換思路，應該慎用政府補貼，將市場的歸還市場，推進環境污染成本的內部化。
企業要當第三方
環保部發布的2012年度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工業廢水排放量達到221.6億噸，但污水處理的效果不佳，治理設施處于半停半開或長期閑置狀態的排污企業不在少數，很多工業企業的污水處理不能達標，甚至山東部分地區出現了直接將污水排入地下水源的極端做法。
碧水源常務副總裁何愿平認為，主要有三種情況造成了以上局面：一是環保改造要產生不菲成本，企業沒有自覺控污的動力和意識；二是監管不到位，部分環保法律法規跟不上產業發展的速度；三是機制不合理，中國目前依然沿用“誰污染，誰治理”的初級治污模式，這已和目前污水處理行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不相適應。
在歐美國家，污水處理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排污企業聘請專業的環保公司負責污水的處理工作。這種模式下，排污企業節約了成本開支，污水處理的效率得到了提升，監管也因行業集中度的提升更加便利。今年全國兩會前后，全國工商聯環保商會多次向外界發布消息，希望在中國推進“第三方治理”模式。
一位環保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這種先進的治理方式，在中國已經起步。環境商會介紹，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和工業園區正嘗試采用此種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譬如北京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務公司處理企業工業廢水，上海化工園區委托中法水務公司處理園區工業廢水，均取得良好效果。
上海市環保局綜合規劃處處長柏國強在近日召開的2014年中國環博會高峰論壇上表示，上海市近期將出臺推行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指導意見。上海市將選擇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試點推進，初步考慮在除塵脫硝、污水處理廠、工業污染治理、餐飲油煙治理、污染源在線監測等領域推行試點，形成示范。
遺憾的是，出于成本考慮，第三方治理模式目前在國內推行得并不順利。很多排污企業出于“經濟原因”，并不愿意聘請專業的環保公司，而是選擇自己購買設備處理污水。
在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看來，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法律法規和監管體系不完善。如果排污企業不偷排，投入的資金肯定遠遠超過聘請專業的環保公司。“環保公司更專業，效率肯定更高，而且一個環保公司可以運行上百個第三方治污項目，成本將大大減少。”
“監管不到位，是第三方治理模式不能有效推行的根本原因。”上述環保企業責任人告訴記者，排污企業環保設備長期閑置，在業內早已不是新聞。一些地區的排污企業即便環保設施關停，但當地環保局依然可以“收到”企業上傳的環保數據。
據記者獲悉，這個問題或將很快得到解決。因為在即將發布的“水十條”中，污水處理的指標和監管力度都將得到提升。目前桑德集團、威立雅、中法水務和碧水源等專業水務公司都已開始進行這一領域的戰略布局。“2萬億的蛋糕中，或許將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流向第三方治理。”上述負責人坦言。
除了監管問題，第三方治理模式若想進一步推廣，還需解決融資和支付等具體問題。由于目前國內的專業環保公司大多是民營企業和外資公司，資金實力有限，單獨投資規模較大的第三方治理項目存在困難。對此，環境商會相關負責人建議，國家應從排污收費、專項污染治理資金和國有資產拍賣資金中拿出一部分，設立清潔水基金，以低息貸款的方式，保障實施第三方治理的排污企業和環保公司獲得融資。
學者急推“概念廠”
截至2013年，中國已經建成并投入運行了3500多座縣級以上的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到1.4億立方米。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卻存在著短視、粗放乃至劣質等行業缺陷。
上述國泰君安分析師告訴記者，城鎮污水排放是水環境污染的關鍵要素。中國可能將在中小城鎮繼續提高污水處理能力，部分省份或城市規劃現有污水處理廠升級改造，并展開再生水業務，另外，國家可能成立類似“清潔水州立滾動基金”的融資平臺，解決城鎮污水治理的融資難題。因此，污水處理廠升級改造、再生水利用等領域受益“水十條”的可能性大。
在污水處理廠的建設上，2014年一個新動向很值得注意，中國工程院院士曲久輝等６位環保研究領域的“大佬”發起成立了中國城市污水處理概念廠專家委員會。
除了曲久輝之外，其他５位發起人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軍、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余剛、科技部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副主任柯兵、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學院教授俞漢青。
在王洪臣看來，他們提出的污水處理概念廠，是在恰當的時機提出了恰當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污水處理行業的前沿項目，提出了一種新投資理念。‘概念廠’將打破傳統污水處理廠高耗能和低效率的弊端，還將重點關注綜合水質提高、可持續利用、能源自給和環境友好等幾方面。這些特點都和傳統的污水處理廠有本質區別。”
中國絕大部分污水處理廠取消了初沉池設計，大量采用了延時曝氣等高耗能工藝，以高能耗為代價實現污染物消減與減排，形成了減排污染物、增排溫室氣體的尷尬局面。其次，在城市污水處理發展過程中，缺乏滿足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水質標準。當前的污水排放標準對自然環境差異性、技術可達性、經濟可行性不夠重視，對污水處理發展方向指向不明。
中國城鎮污水處理年電耗已突破100億度，能耗約占到社會總能耗的2％，“污水處理廠有一半的成本來自能耗，這很諷刺。”王洪臣認為，未來污水處理概念廠的落地，不僅將解決當前中國污水處理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還將轉變污水處理的理念，并為中國自主創新的環保技術提供成套化展示的平臺，從而推動民族環保產業的發展。
該專家委員會計劃用５年時間實現這一項目的落地，主要資金來源將借助市場化渠道。目前，還僅限于研究階段的“概念廠”，“已經收到了很多污水處理企業伸出的橄欖枝，表示愿意參與建設”。
和第三方治理模式一樣，“概念廠”也將受惠于“水十條”的推出。“一旦監管加強，標準提升，概念廠的優勢就會凸顯出來。”王洪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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